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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里的树，愈加牵动人心。
前不久，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，广东省省长王伟中在作*府工作报告时专门提到，“*府职能转变还需不断深化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不同程度存在，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，特别是广州市发生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，教训极其深刻、代价刻骨铭心，必须举一反三、引以为戒。”
去年，广州曾现多地行道树砍伐。当地市民发起新一轮树木“保卫战”，这一次，“回响”超过以往——去年1月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，广东进行深入调查，认定该事件为“典型的破坏性‘建设’行为”，并对10名领导干部严肃问责。今年伊始，《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，明确将严格保护行道树，“禁止擅自砍伐树木”。
月7日，《广州市绿化条例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布。其中进一步明确：
坚持“能不迁移就不迁移”的原则，严格限定迁移树木的情形，经批准迁移的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补植；坚持“能迁移就不砍伐”的原则，强调在具有严重影响居民采光、存在安全隐患等规定原因且无法迁移或者无迁移价值，以及存在发生检疫性病虫害或者树木死亡的情形下，经批准后才能砍伐。
在此前广东省的一份通报中，砍树行为不仅被认为“严重破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”，还“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”。城市对“树”的态度正在转变——不再只是存在于绿化率中的一串数字，而是开始重新审视树木本身与城市的联结。
留不住的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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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大规模换树，已不是第一次引发争议。
年，本地媒体报道，广州天河南二路、体育西路等路段的数百棵垂叶榕树被砍掉或连根挖掉，换种白玉兰或其他树种。反弹声随即响起，质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：砍树行为没能事先充分告知，而砍树的决策本身也难以被理解。
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。
反对者认为，广州夏季炎热难耐，原先的榕树树冠连片，能够有效形成荫蔽，被替换的白玉兰则难以达到同样的效果；榕树更代表了广州城市形象，草草砍伐会切断市民和城市的联系。
砍树者同样有所考量：榕树生长速度快，发枝能力强，数十年生长挤压空间，板根根系破坏路面、堵塞下水道，落果、病虫害也对行人、卫生造成影响，需要“优化”。
最终，追溯砍树过程，行*许可审批手续、施工方和监督流程均符合要求。反对并未带来实质改变。
五年后，类似情形重演，双方陈词甚至也别无二致。只是，这次砍树规模大幅升级——住建部一份通报显示，自00年底以来，广州共迁移砍伐株树，其中榕树株。
从过往历史来看，行道树砍伐、移栽并不鲜见。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全儒曾对北京树种进行研究，他发现，随着城市绿化观念改变，北京行道树亦曾出现频繁更替的情况。
资料显示，最早，由于永定河畔榆树大量自然生长，加之木材可用于家具，榆树被大量用于北京行道树；而后，由于榆树荷兰病蔓延，杨树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行道树，且主要为华北乡土树种毛白杨和国外引进的黑杨；再然后，在林业部门引进北美杨白蜡树技术上，天津培养出津白蜡树，开始在北京替代杨树种植。而在此期间，柳树、泡桐等也曾在北京行道树历史上出现。
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教授索尼娅·杜普曼在其所著《见树（SeeingTrees）》一书中提到，替换行道树甚至被纳入一些城市的种树计划中。比如，作为美国最早明确推行行道树的城市之一，华盛顿在至年间，年均替换树木多达到株。
近年来，随着社会发展观念、城市治理方式等逐步转变，“砍树”门槛也相应有所提高。
年住建部印发《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》后，不少城市已陆续跟进，将树龄百年以上的城市树木纳入禁止擅自移植和砍伐的名单中。
01年修正的《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》也曾指明砍伐、迁移城市树木的审核、报批标准，并且明确，报批文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地居民的意见和绿化专家评审论证结论。
不过，因“砍树”引发的争议仍时有发生。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生态学教授祝宁曾评价，“我们城市发展的脚步太快，大树被伐掉栽树苗，反反复复，就这样几十年过来了，树还来不及长大。”
“绿化形式主义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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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如今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行道树，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是：城市为何要栽树？
杜普曼发现，行道树规模化出现在19世纪的纽约，当时纽约卫生状况恶劣、城市过度拥挤、生活条件亟待改善。
为解决城市病下市民的卫生和生活问题，纽约拉开一项种树运动。在巴黎早期探索的影响下，间隔种植、树荫均匀和美学统一的行道树改变了纽约面貌。相比之下，最早种植行道树、开创“林荫大道”先河的巴黎，初衷则是期望将城市打造成宽敞明亮、和平繁荣的19世纪“世界中心”的形象。
而自行道树于上世纪经由上海引入国内后，“功能遮荫”和“景观美化”两种导向，在中国城市的迅速成长中发生碰撞。
年，时任国家行*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指出，城市新建场所“有绿无荫”“有绿少荫”成了普遍现象。他当时调研发现，城市将